余世存：现代人如何摆脱“焦虑”

现代人的焦虑感

文 | 余世存 （微信公众号：yuge005）

现代人的焦虑

多年前，韩少功和我提过，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后，尊崇个人来排斥宗教，但中国是相反的，是“舍人以奉国”，宋代理学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即牺牲个人来成全国家，而西方中世纪是“舍教以立人”。这就是你刚才提出的，中国的救亡意识好像源远流长，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你看从宋朝开始中国就一直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在外部压力面前，人很容易让渡个人的权利来保存种族。

民国时代类似的口号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中国人没有从宗法、宗亲的农耕文化中走出来，农耕文化就是要讲集体主义、宗亲观念，而在这种宗亲观念中个人的价值和地位是比较低的，没有把个人上升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度。虽然中国的圣贤经典中也能看到他们对人的尊崇，但这种尊崇是抽象意义上的。比如说中国人讲“人与天地参”，“一贯三为王”，好像把人的生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安排中却并没有把人抬到这个高度，反而把人放在一个既有的秩序中，无论是自然秩序还是人间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老一辈人对中国文化的判断是对的，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伦理之中，而不是生活在自己独立地与这个世界互动并建立关系当中。

中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然状态。如果用我刚才的那个世界观讲，世界有春夏秋冬，世界有东南西北，世界也有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少年是春天，在东方，中国人就一直被当作孩子在管理，中国人还没有长大，一直依附于某个亲友团、某个朋友圈子、某个管理机构。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某个地方的人、某个时间段的人或者某个国家的人。我觉得这是世界文明给大家的福报，人必须成为人，甚至首先要成为人，其次再打上时间和空间的烙印，比如说在空间上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生长在东方大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个地方习俗、文化的影响；在时间上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不是17、18世纪，也不是宋代和唐代。我们没有必要在精神谱系上只认儒家传统，就像唐诗宋词是现代人类的遗产一样，在我们的精神遗产里还有希腊，有荷马史诗，有罗马法，我们也有古兰经，有圣经，有印度文化，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遗产。

某种发展的“焦虑”

我在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口号就是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好像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还在喊。这种对“一流”的寻找好像成为了每一代人的一个梦。但是我们很少反观自身，很少考虑我们究竟获取了什么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如何摆脱“焦虑”，我觉得首先需要有人有这种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能够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安身立命的方式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典范，或者提供一个参照物。就像我讲的，如果知识分子自己也以出国访问为荣，也以旅居国外为荣，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以出国定居甚至移民到国外为荣的话，那内心还是会没有归属感，还是在赶时髦，自己就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自己不自信，不踏实。

假如真是按孔子的教诲来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东西方的文明当中都有比较好的教导我们生活的参照。比如孔子讲的“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如果真的是知者、仁者、勇者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匆忙，没有必要这么焦虑，也没有必要这么紧张了，也没有必要拼命追赶别人，别人毕竟是现实的存在。如果我们只知道追赶别人，那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就还是工具性的。

一流大学也好，西方发达社会也好，最重要的是它们体现的精气神，人类的那种创造活力，我们只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种创造活力就行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流大学有那么多的硬件有那么多的科研经费、高楼大厦，就把这些学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这种精神是什么，时时刻刻拷问自己有没有这种精神，这是需要少数人带头的。

我们的前辈们，像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出的方案，虽然被称为改良方案，比如说“好人政府”，比如说在道德上严格约束自己，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值得去效仿，去实践的。这是从贵族时代、士大夫时代以来一个社会精英人群的责任或义务，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示范健康的人生；但现代以来，随着权力、资本乃至知识信息大规模地下移，转移到平民大众这里来，上层精英们的责任感降低了，他们与某种下流的东西同流合污，失去了健康的心态，变得偏激、片面。

太过激进要不得，我有一个说法，如果一个成年人还是很愤世嫉俗很偏狭很有戾气的话，那他就是不正义的，这是我的新正义论。我说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应该对自己的精神状态负责。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健康，很通泰，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人而去追求到伦敦去、到纽约去。其实那里的人也活得很焦虑，大家都被现代性的列车绑架住了，被技术绑架住了，上去了就下不来。

现代性也有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必须跟着它走，紧跟技术文明的升级换代，但我们的心态不能也这么浮躁。所以就像很多人讲“革命”，似乎只有激进的才叫“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错误。只要一个人的存在本身是开创性的，有创造力的，那这个人的任何言说都是“革命”的。我们现在对“革命”的理解、对现代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反革命的、反现代的。我们没有理解到现代性的本义，没有理解到“革命”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的现代性是反传统的，经过了这么久到现在我们才慢慢意识到所谓的现代生活它是包容传统的，甚至传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用我的概念讲就是要拥有全部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现代。我们这几年有点提倡家室、宗亲的观念，追问你从哪里来，这种血缘意识又起来了，但这种血缘意识只是人的少年阶段，这不是现代，现代包容了你的少年阶段，但你也要展示你的青年阶段，也要展示你的中年阶段。青年阶段你要去寻找世界的本来面目，要追求终极目标；然后中年阶段你要对这个社会尽义务，这些东西都需要，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好像把自己活好就好了，把自己活好其实还是停留在孩子的阶段，自己会照顾自己而已。

风华正茂的1980年代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所受的教育，所感受到的开放的气息是最难得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应该回馈社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和产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但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下岗了，退职了，不参与建设，只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在过日子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被这个社会裹挟而去，大家没有改造这个社会，反而被这个社会改造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惜，这有点像那个西方诗人艾略特所感叹的：我看到这么多人被死亡带走了。

80年代的女中学生

我有时候在想，1980年代这批风华正茂的人，可以用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不再表达他们的存在，不再表达他们的创造力，外在因素让我们这代人不再有文化，这是很惨烈的事实。现在看西方的书，或者回过头去读读经典甚至佛经，还是因为自己内心没有东西，只好去依附经典，依附圈子，好像只有靠经典才能活得踏实。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普通人也能活得很好，活得踏实，活得有价值，那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精气神，而不是每天在人面前开口闭口说圣经、佛经，说孔子、《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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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老子传》《人间世》《家世》《大时间》《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时间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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